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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默策略的成本与知识分子的责任

2006-10-07 17:08:00 来源:博览群书 钱 勇  我有话说

意大利电影《美丽人生》是一部描写“沉默策略”的精彩影片。在这部电影中,主人公永不停息的言说,掩盖了他心中对纳粹迫害的真实想法,也最大可能地保护了幼子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。“叔本华催眠法”、“你一说它,它就

消失”的谜底、为了避免幼子被杀而玩的“沉默游戏”等等,都构成了整部电影的沉默实质,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“因默而生”而且是“因默而乐”的奇迹叙事。相比而言,姜文导演的《鬼子来了》尽管也以沉默作为基调,但是因为讽刺和英雄主义表现而削弱了沉默的力量。沉默并非没有意思表示,相反,沉默之时,无声之处,常有隐隐的惊雷,震彻静默空间。

然而,对于一种最极端的沉默现象是必须进行研究的,这就是众所周知的“死人是不会说话的”这种迫不得已的沉默。因为文字内在的歧义性,人们常会在文字的诠释上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。即使那些被规范化地界定的文字,也极有可能是被误解或有意地曲解了。萨义德的这本《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》正是从这个角度(尤其是后一种情形)给出了人文主义的基本定义:“人文主义是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,以便理解、重新解释、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,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……人文主义……针对那些被作为商品化的、包装了的、未经争辩的、不加辨别地予以合法化的事实呈现给我们的那么多东西,包括在‘经典作品’的大红标题下聚集起来的那些名著中所包含的东西”。(第33页)因此,他提出了“凿破沉默”的方法,用作者的眼睛“来阅读他的作品……努力理解每一个词、每一个比喻、每一句话……进入他的语言,以便理解他为什么特意以那种方法写作,并以它创作出来的方式去理解他”。(第73页)

但是,问题在于: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吗?或者用萨义德自己的术语来说,这样的解释进入作者的语言了吗?一个狡猾的判断标准是:如果没有比这个解释更好的解释,那么,它就是进入了作者的语言。但是,语义本身的歧义性使得这个标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靠。博弈论大师鲁宾斯坦对下面一段对话的分析,使得我们“凿破沉默”的乐观态度多少受到质疑:“A在家中,他的朋友B从电话亭打来电话。A说:‘B,我要出去散步,外面的天气怎么样?’B说:‘现在雨下得不大。’”鲁宾斯坦指出,如果B躲在一个被子里,外面又很黑,这时,只在“瓢泼大雨”的情况下,B才能知道外面在下雨,而在“毛毛细雨”时,他就听不出来了。因此,“现在雨下得不大”这句话,既可以是“毛毛细雨”的情形,也可以是“根本就不下雨”的情形(鲁宾斯坦:《经济学与语言》,上海财经大学2004年5月版)。因此,在凿破这种没有回应可能的沉默的时候,我们首先要剔除这种口不应心的现象,从而在内心中建立“这些作者没有戏弄读者”的基本前提,换言之,读者手边的文本是具有一定的道德载体性质的。这需要评论者的独特眼光,我想,这也是萨义德强调“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”的根本原因,如此才能真正实现“从一个间隔很久的迥然不同的头脑对历史文本进行单方向的拷问,到两个灵魂跨越时代和文化,产生共鸣的对话,他们试图从对方的角度相互理解,他们之间能够带着友好的、充满尊敬的才智进行交流”(第109页)这样的目标。

萨义德将这种一对一的文本阅读方法,很快拓展到了“一对多”的问题研究上,这也就是他这本书的“民主批评”部分。最常见的民主原则就是社会选择理论中的“多数人原则”,这一方法除了本身就具有苏格拉底审判时的“多数人暴政”问题和投票悖论问题之外,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内生障碍:一个是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关于社会选择的“阿罗不可能定理”,一个是诺斯所称的(搭便车下的)“沉默的大多数”问题。萨义德并未清楚地区分“阿罗不可能定理”中“无关备择独立性条件”所造成的“沉默”――亦即“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”的沉默――与搭便车所造成的“大多数人的沉默”。这二者的区别体现在:前者是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,而后者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所造成的沉默。因此,萨义德将现实中的沉默现象等同于“死人的沉默”,视之为给定的前提,从而将凿破沉默视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。他看到了跨国传媒集团、政治权力和独立知识分子(还有大多数的市民)之间的力量悬殊,也看到了美国政府“傲慢自大的干涉主义”和“反人道的暴虐”与四百万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强烈对比,并从自己的一贯逻辑出发,指出解决的方法是“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以无数讲坛的形式出现的东西,并且发挥机警而富有创造力的意志,让知识分子来开拓它们”。(第155页)我认为,这种做法可以解决权力垄断造成的冷漠的沉默,但是,对于搭便车所造成的沉默却没有多少效力。原因在于:即使大多数人都认为从新的做法中可以得到改进,但是,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别人行动的外部效应能影响和改进自己的环境,所以不会有人采取行动。我想萨义德并非没有看到这个问题,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正视自己所面对的一切,不能面对周围的一切暴虐,担当无言的见证,那么,权力强制的破坏力要远大于搭便车的恶果。因此,重要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,而是首先要凿破知识分子的沉默,这大概就是萨义德强调“民主批评”的原因吧。

任何一种策略都有成本,沉默也不例外。当知识分子沉默不语,作为成本的灾难就会产生。萨义德最后写道:“犹太人也是我所说的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,已经背负着极其悲惨的遗产。但是……我不能同意对巴勒斯坦的征服是必然的。这个观念冒犯了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的感受,而它以自己的方式,同样是不幸的”(第166页),实际上,何止是这两个民族,整个人类社会也许都正面临着这样的不幸趋势,正在准备支付这样的巨大成本。

(《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》,〔美〕萨义德著,朱生坚译,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,18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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